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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神经反馈训练真的不科学吗?不!

大脑是人最重要的器官,也是最复杂的器官。曾经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人的大脑潜能只开发出了10%,连爱因斯坦的大脑都还有很大部分潜能未开发。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却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开发大脑、提升大脑功能的普遍愿望。然而拥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以及同样巨大数量的胶质细胞的人类大脑,确实非常复杂,以致于被称为是“科学的最后一个前沿阵地”。
 
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改变大脑的方法只有三种:神经外科手术、侵入式或者非侵入式的电磁刺激、以及服用神经刺激药物。无论哪一种,都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事实上,改变和塑造大脑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途径,是一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学习!大脑各项结构和功能的发育过程,是以基因蓝图为基础,经由后天的各种经验刺激和学习,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负责视觉、听觉、语言、记忆、推理、情绪情感等各种功能的神经回路。
 
学习和经验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工作方式,这一现象被称为神经可塑性。一项对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的功能核磁共振 (fMRI) 研究,是用来说明神经可塑性的一个有名的例子 [Maguire, 2000_PNAS]。这项研究发现,出租车司机大脑中掌管位置空间记忆的海马体的体积与驾龄成正比,即出租车司机驾龄越长,海马体体积越大。也就是说,驾驶出租车在伦敦弯曲复杂的街道穿行这一经验,让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海马体的体积逐渐增加。
 
那么,神经可塑性的机制是什么呢?大脑处理信息的时候,需要许许多多的神经元协同工作、协同放电,导致神经元之间的生化连接得到加强,长出新的突触连接或者提高了原有突触连接的工作效率 (突触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部位)。这个现象被称为赫布法则 (Hebb’srule: 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是学习与记忆的最核心机制之一。而在分子层面,能长期保持的神经可塑性主要是通过长时程增强 LTP 和长时程抑制 LTD 来实现的 [Kennedy, 2013; Crabtee & Gogos, 2014]。
 
不过,这一项对于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著名研究,是在学习和经验改变了大脑结构之后的一个事后的确认。日常生活中,学习的过程 (如教与学,练习与考试) 仍然是纯粹行为层面的。大脑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依旧是一个黑盒子。学习和经验输入大脑后,我们能看到的输出就是语言和行为,而这其间发生的大脑的各种加工和变化,绝大部分是隐藏在我们的颅骨之内不为人知的。换句话说,学习这件事,长久以来一直不是一个高效率的真正闭环系统 (Sitaram et al, 2017)。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尝试将大脑在学习和思考时的相关神经信号记录下来,并实时反馈给大脑,建立起学习的闭环系统,以促进学习效率或纠正学习过程中的错误。这一方向尝试的成果,就是神经反馈训练技术。
 
神经反馈训练技术,是基于脑科学和行为科学学习理论发展起来的一种安全、非侵入式的改善大脑功能和结构的方法。恰当运用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有效地提升大脑功能或者治疗脑疾病引起的脑功能损伤。具有临床意义的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技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Sterman 教授在1968提出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神经反馈训练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在提升认知能力和任务绩效、治疗注意缺陷与多动综合症 (ADHD,俗称多动症)、自闭症、认知老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成果,积累了许多证据。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神经反馈训练的算法变得更加精准强大,硬件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可穿戴装脑电波设备的信号精度和便利性都得到极大提高,而成本则大幅下降。
 
使用最为广泛并得到临床应用的神经反馈训练,是基于脑电波的神经反馈训练。脑电波主要是来源于脑神经细胞的突触后电位。脑电波所测量的是头皮上电压 (不是电流)的变化, 是对神经突触活动无创式的在体记录 (Nunez, 2006)。对记录到的脑电波进行频谱分析,就分解成为我们熟悉的脑电波频率波段:delta波 (0-4 Hz赫兹),theta波(4-7 Hz),alpha波 (8-12 Hz),beta波(12-30 Hz),和gamma波 (> 30 Hz)。颅外记录的可用脑电波信号,主要是delta到beta波之间。Gamma波受到颅骨过滤模糊、交流电频率和肌电噪音信号的影响,一般不用于数据分析和算法开发。
 
一、神经反馈训练简史及科学原理
 
神经反馈训练的具体做法,是对与特定功能相关的脑神经活动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以视觉、听觉、触觉等方式实时反馈给受训练者,通过一定的训练手段 (如奖励机制),帮助受训练者学会对目标脑神经活动进行自主调节和改善。而目标脑神经活动的改善,会使得对应的脑功能得到修复或提升。正如锻炼身体是增加肌肉促进健康的手段,神经反馈训练是健脑的手段。
 
神经反馈训练技术的提出,是基于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三个重要发现:德国科学家汉斯伯格在1924年首次记录到的脑电波、俄国诺贝尔获奖者巴甫洛夫在19世纪末提出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以及美国行为主义大师斯金纳1938年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神经反馈训练的过程,是通过对脑电波的自我调节情况 (成功与否)给予及时的反馈/奖赏,形成学习效应,并通过神经可塑性,改善或加强神经环路的连接与效率,最终在行为和功能上得到改善/提升。
 
和许多重大科学突破一样,神经反馈训练技术的发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神经反馈训练的先驱 Sterman 教授在1968年为了研究睡眠,在UCLA医学院的实验室里给实验猫的大脑皮层植入了记录电极,并训练他们学会根据灯光和音乐声来做出判断是否需要按下按钮,以获得小零食奖励。实验发现,当猫判断出不应该按按钮并静静等待的时候,他们大脑的感觉运动皮层出现了一种很强的脑波,频率在13 Hz左右,Sterman把这种波命名为“感觉运动波”(sensorimotor rhythm, SMR)。接下来,他们进行了对于神经反馈训练领域而言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猫只有在它的大脑产生很强的SMR波的时候,才能得到食物奖励;如果只是身体保持静止但大脑的SMR波没有达到阈值,则不能得到食物奖励。经过2到4个星期的训练,这些实验猫都学会了通过自我调节SMR脑波来得到食物——它们通过“得到食物”和“得不到食物”这两种“反馈”信号,学会了“产生SMR波—得到小零食”这一“技能”。该研究1970年发表于著名的《科学》杂志。这项研究结束没多久,Sterman教授接到一个看似与SMR无关的项目:测试火箭燃料甲基肼会不会引发癫痫,结果发现,经过之前的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的猫,对于甲基肼导致的癫痫有很强的抵抗力,从而开启了神经反馈训练技术的第一个临床应用——癫痫的干预治疗。这一系列的开创性实验,无意中满足了现代对于临床试验的严苛要求:实验组和安慰剂组随机分配、动物也不存在产生安慰剂效应的心理机制、实验者也没有预期偏向 (因为得到的发现是预料之外的)。
 
这些在实验猫上得到的发现,很快也在实验猴身上得到了重复验证。而其他许多研究者的工作,也发现和验证了动物和人都能够自我调控单细胞神经活动以及脑电波特定频段 [Sitaram, 2017, NatureReview Neuroscience]。例如,2014年《自然∙神经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Clancy 2014],大鼠可以通过听觉反馈学会自主调控神经细胞钙离子的活动 (神经细胞之间主要是通过钙、钠、氯等离子的流动来进行信号传递,产生神经冲动和脑电波变化)。这类控制可以达到惊人的精度。通过实验奖励,实验大鼠可以学会增加运动皮层中的某一个特定神经元的放电频率,并且降低这一个神经元周围其它神经元的活性 [Koralek 2012, 2013]。偏瘫病人则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大脑初级运动皮层的活动,来控制机械臂、电脑鼠标,或者对自己的肌肉进行自主刺激康复训练 [Collinger 2013, Hochberg2006, Bouton 2016]。从细胞分子机理上来看,神经反馈训练的神经可塑性与学习过程是相似的。例如,通过抑制大脑基底核神经递质谷氨酸NMDA受体的功能,研究人员成功抹除了小鼠神经反馈训练的成效 [Koralek 2012],而激活NMDA受体是学习过程中神经元协同放电的主要机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反馈训练所促进的学习通常包含内隐学习的成分,外显的认知策略并非是必需的 (Koralek et al, 2012, Nature; Ramot et al, 2016 PNAS)。
 
更为关键的是,对特定神经活动的训练,会导致与之对应的特定的高级认知能力的提升。斯坦福大学研究者 Schafer 和Moore 2011年在《科学》发表研究,证明恒河猴可以通过听觉视觉结合的神经反馈训练,学会自主改变前额叶神经元的发放频率以及局部脑电波LFP,这种改变直接影响的是大脑自上而下的选择性注意功能,增强了视觉神经元对感受野内目标任务的选择能力。这样的研究从细胞层面证明了神经反馈训练可以针对性地改善特定的高级认知能力,为神经反馈训练在多动症等注意力训练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科学证据。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一小节里面提到的研究都是基于侵入式大脑记录方法的动物实验或者病人案例。这一类侵入式/有创(invasive) 的研究只是用来研究神经反馈和脑机接口技术的科学原理。真正能够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神经反馈训练,则需要是基于无创/非侵入式(noninvasive) 的大脑功能记录的手段,如脑电波EEG、功能核磁共振和近红外光谱成像 (fNIRS) 等。
 
二、神经反馈训练在普通人群中的有效性
 
神经反馈训练能否像经典学习行为一样长期地重塑人类大脑的结构?答案是肯定的。核磁共振扫描发现,经过一个星期的额叶-顶叶beta波神经反馈训练,大脑灰质体积增加,白质通路的连通性提升 [Ghaziri, 2013]。Megumi等 (2015) 通过神经反馈训练成功建立了顶叶外侧区 (lateralparietal cortex) 和初级运动皮层之间新的功能连接,并发现这种功能连接可以保持至少两个月 (所谓功能连接,是指同一个任务中,不同的脑区之间形成的同步变化协同工作的网络)。而一项有安慰剂对照组的前额叶beta波神经反馈训练研究,发现beta波的改变能保持至少3年[Engelbregt 2016]。基于大样本 (N = 523) 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年人平均只需要1分钟就能学会对脑电波强度的自我调节 (Kovacevic etal, 2016, Plos One)。
 
神经反馈训练对于改善普通人群的认知能力、情绪调节等方面的有效性得到了各国研究者们多项设计严谨的研究的支持。《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早期研究(Beatty et al, 1974)对一组19个大学生大脑枕叶 (后脑)的theta波进行反馈训练,然后用雷达模拟探测器测试他们对雷达信号的探测能力。结果发现,通过训练降低theta波之后,被试的视觉探测能力上升;而增强theta波则降低了视觉探测能力。上世纪90年代,美国宇航局NASA的研究人员Alan Pope等人开始使用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来提升宇航员的工作效率。他们在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虚假反馈作为安慰剂对照组,发现使用基于alpha波、beta波和theta波的神经反馈训练的训练组,在NASA的作业测试中表现更好,认知负担更低 [Prinzel et al., 2002]。2004年一项英国的研究发现,基于SMR的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提高知觉敏锐性,而对beta波的反馈训练则提升了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Egner & Gruzelier, 2004]。使用更严格的对照组设计的一项实验中,德国研究者发现SMR训练能够提升反应速度和视觉加工能力 [Doppelmayr & Weber, 2011]。同样使用严格的虚假反馈对照组,一项来自台湾的研究发现,针对额叶theta波的反馈训练能够改善老年人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而对年轻人群则能提高大脑的执行功能 [Wang & Hsieh, 2013]。
 
神经反馈训练在全脑层面的神经可塑性,表现为大脑功能连接的改变。2016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组科学家使用功能核磁共振给被试在一个持续性注意力任务中的表现进行实时监测,当被试注意力下降时,增加任功能连接务的难度作为反馈。经过2个小时的训练,实验组在持续性注意力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优于虚假反馈对照组。该研究中最有效的神经反馈信号来自于额叶-顶叶注意力网络。该研究还发现,神经反馈训练增强了基底神经节和颞叶腹侧区的注意力表征强度(deBettencourt et al, 2016)。Ros等 (2013) 用EEG神经反馈训练来降低alpha波,相比虚假反馈对照组而言, 30分钟的训练增加了真实神经反馈训练组大脑的重要性/突显性网络 (salience network)内的功能连接,降低了大脑默认模式网络DMN内的功能连接,被试在做任务时走神开小差的情况显著减少。而在一项使用脑电源定位方法的研究中,与虚假反馈对照组相比,神经反馈训练组成功提升了左脑语言区的激活水平(Bauer & Pllana, 2014)。
 
神经反馈训练涉及到的多个脑区。Emmert等2016年分析了12项功能核磁共振研究,发现神经反馈训练涉及到的脑区包括岛叶前皮层(AIC)、扣带前回 (ACC)、前额叶背外侧区 (dlPFC)、前额叶腹外侧区、下顶叶 (IPL),基底神经节、以及丘脑等。其中前额叶对神经反馈训练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Auer et al, 2018)

 
                          Sitaram et al, 2017
 
 
三、神经反馈训练对多动症和自闭症的有效性
 
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的临床应用,发端于癫痫干预,但逐渐在儿童大脑发育疾病领域,特别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综合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
 
order,ADHD,即多动症) 干预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Arns et al,2013, Holtmann et al 2014, Cortese et al 2016]。神经反馈训练之所以被用于治疗多动症,是因为研究发现多动症人群的低频脑电波 (如delta波和theta波)比正常同龄人显著增强。Theta波和beta波(与认知加工关系密切) 强度的比例,作为第一个对注意力水平敏感的脑电指标,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基于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美国儿科医学院在2012年出版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干预循证指南”中,将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作为多动症的一线疗法,并将其证据支持力度评定为一级 (最强)。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进一步批准了一个基于脑电波的诊断工具NEBA,用于辅助多动症的临床诊断。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即孤独症) 也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症状是社交和交流功能缺陷,有部分自闭症患者终生无法独立生活,需要长期的照护,对家庭和社会影响很大。自闭症人群的脑电波也存在异常,主要表现为功能连接异常 (局部区域神经连接偏多,而跨区域远距离的功能连接偏少) 和反映镜像神经元系统的mu 波异常(murhythm, 产生于感觉运动皮层,频率8-13 Hz)。Mu波与人的社交功能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与动作意图理解、模仿能力、同情心、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等密切相关。自2008年起,已有多项临床试验(包括随机双盲设计) 发现基于mu波的自闭症神经反馈训练能改善自闭症症状,促进自闭症儿童的社交功能和注意力。
 
多动症和自闭症目前都没有药物可以治愈。6岁以上的多动症患者可以通过服用中枢神经刺激药物哌甲酯等来控制症状,但有30%的孩子和比例更高的成年患者服用药物不起效。针对自闭症的核心问题即社交和语言症状,则没有药物可供使用,只有针对焦虑、自伤等次级症状才有一些中枢神经药物可用,但通常伴随较大的副作用。因此,像神经反馈训练这样的非药物治疗手段,也一直是医生和科学家在努力开发和改进的。

神经反馈训练技术针对的对象,是高度复杂的人类智能和脑疾病,有许多变量会影响神经反馈训练的效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的拓展,对于这项技术的有效性的争论也不断出现。一些研究者通过实验研究或者综述分析已发表的研究,对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尽管绝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经过1-3个月的神经反馈训练,多动症的症状或者注意力测验的分数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但批评者仍指出,一些神经反馈训练临床试验没有严格的控制条件做对比,比如被试没有随机分组、对照组不做任何训练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不少研究即使有随机对照组,但对照组接受的干预与神经反馈训练的区别通常比较明显,因此受训练者、治疗师和家长都知道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接受不同的干预。如此一来,实验组取得的干预效果,很可能是由于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 导致的。根据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补充与整合医学中心NCCIH的定义,安慰剂效应是指当人期待他所接受的医疗干预 (如服药、做手术、打针) 会有帮助时,由这种期待所产生的健康方面的有益的结果。确实有一些使用了模拟EEG信号或者肌电信号等提供虚假反馈的试验研究,没能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训练后有显著区别,因此有人就将神经反馈训练的效果都归结于安慰剂效应。
 
然而很多阴性研究(即没发现神经反馈优于安慰剂的研究),是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或者数据分析方面的缺陷的。比如2017年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中,德国的一组研究者用theta/beta波的比例、虚假EEG和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对每组近40个成年多动症患者 (18-60岁)进行了为期15个周的干预,结果发现神经反馈训练组的效果与另外两组没有区别。然而这项研究里面的虚假EEG对照组只在试验的前半段使用了他人的EEG数据作为反馈信号,而在后半段就接受了被试自己的实时EEG信号给予真实反馈,所以这个虚假对照组只有50%的纯度。如果只看试验前半段的结果,神经反馈训练组在所有四项多动症的量表得分上,都是症状最轻的,这个结果其实是支持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的。就算是前半程和后半程试验混在一起统计,他们的结果显示神经反馈训练也和认知行为疗法的疗效对等 (认知行为疗法是心理科和精神科广为接受的方法)。还需指出的是,该研究的对象是18岁到60岁的成年人,而绝大部分多动症脑电波神经反馈的研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人群中做的。年龄越小,神经可塑性越大,因此年龄差异也必须予以考虑。其它实验设计方面的问题,比如反馈任务缺乏功能意义、使用的神经反馈方法不一致 (如训练的波段和脑区因人而异)、被试群体的异质性高、认知策略的使用不一致、年龄跨度大 (EEG数据的异质性增加)、训练时间不够长(如试验进行到一半就终止了) 等等,也是那些阴性研究中经常出现的。
 
进一步对目前发表的有随机对照组的临床试验研究进行详细汇总分析 (表. 1),可以看到,在29项有随机对照组的研究中 (其中多动症 20 项,自闭症 2 项,普通人群 6 项,卒中偏瘫病人 1 项),有20项 (69%,绿色字体) 支持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有更严格的安慰剂对照组的研究中,有17项支持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5 项没有发现神经反馈训练优于对照组的研究中 (红色斜体),有 4 项都发现神经反馈训练后多动症症状得到了改善,但认为改善是由于安慰剂效应等非特异性因素导致的。
 
 
有安慰剂效应,其实并不能说明神经反馈训练就是无效的。首先,如上表所列,大部分的随机对照组研究是支持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的,基于几项没有发现预期效果的阴性研究结论 (Negative results) 就彻底否定神经反馈训练的有效性,犯了过度泛化的错误。其次,如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Ted Kaptchuk指出,安慰剂效应是通过大脑产生的一种能影响大脑生理和功能的真实机制。安慰剂效应不仅仅是相信治疗会起作用的一种积极思维,而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建立了更强的联系,让大脑和身体更好地协同工作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mental-health/the-power-of-the-placebo-effect)。在新药开发研究中,得到安慰剂效应等同于证明药物没有真实效果。但近年来,随着对安慰剂效应的神经机制研究的深入,安慰剂效应被发现是一种真实的生理心理现象,甚至被当作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机理。例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Fuente-Fernandez等人2001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证明安慰剂效应会导致帕金森病人的纹状体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而帕金森的主流疗法,也是通过药物来增加体内多巴胺的水平。
 
对于神经发育脑疾病如多动症、自闭症和退行性神经疾病 (如帕金森症),认知干预是重要且有效的干预手段。认知干预、认知训练或者心理治疗,都需要病人/被试的有意识参与。所有的认知训练,都需要从受训练者理解和跟随指令和规则开始,会涉及到受训练者的自我控制感、预期、动机、策略等心理因素。正如Kaptchuk教授2014年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的论文所发现的,偏头痛病人在明知道自己吃的是安慰剂的情况下,光是“吃药”这个“仪式”,就能减轻头痛,减轻的程度,是真正药物的50% (Kam-Hansen et al, 2014)。可以比方,神经反馈训练中的各种心理因素,就像是偏头痛病人的“吃药”这个“仪式”,如果真正的神经反馈训练能够成功改变目标脑电波指标并带来相应的行为改善,那么安慰剂效应则会叠加上去,让训练效果更强。因此,近年有专家提出,安慰剂效应是神经反馈训练难以分离的一部分,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神经反馈的有效性 (Thibault & Raz 2017)。
 
四、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的独特优势
 
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是目前唯一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的神经反馈训练手段,其它的手段都还处于实验研究阶段。和实验性的神经反馈训练技术相比,脑电波有其突出的优势。
 
首先,脑电波的时间分辨率是所有非侵入式脑记录手段里最高的,达到1毫秒左右,因而是对脑神经电活动的实时记录。而功能核磁共振和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所使用的血液动力学反应,反映的是神经活动的代谢需要,其信号比较慢,一个任务开始之后5秒左右其对应的血氧变化才达到峰值。更为重要的是,脑电波信号来源于突触周围的电位变化,是对神经突触活动的直接的记录(Nunez, 2006),而突触活动的变化是学习与记忆的最根本机制 (Kennedy, 2013),因此适当的脑电波指标应该是对于认知能力改变 (要么是由训练和干预提升,要么是收到疾病的损伤) 最为灵敏的测量 (Cook, 1996; Gouw,2017)。
 
其次,便携式甚至可穿戴式的脑电设备已经商业化,但功能核磁共振和脑磁图MEG,都只能把庞大的仪器放在专门的实验间,无法大量用于教育场景、家庭场景等,让更多人受益。麻省理工大学Karydis等人2015年的研究表明,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穿戴脑电设备能够有效区分“痛”与“不痛”两种状态。加拿大Rotman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则使用可穿戴脑电设备,在一个沉浸式视听环境中成功进行神经反馈训练,一晚上 (12个小时) 就采集了523人的训练数据。
 
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应用,神经反馈训练的效果,正如Witte等人2018年在著名临床脑科学杂志《大脑》(Brain) 发文指出的:“有噪音,但并非安慰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神经反馈训练的算法大大改进,可穿戴设备变得可靠而方便,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基本终结了传统神经反馈训练存在的费时费事费钱 (如一个小时150-200美元)的症结。作为有大量科学证据支持,无需服用药物、无需接受电磁刺激,更不需要做手术的安全无创的脑神经训练手段,在人工智能浪潮助力的精准医疗时代,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造福更多的人。具体而言,精准医疗时代的精准神经反馈训练,将通过对脑电波和心智功能的更精准匹配,和反馈训练任务的功能精准化,变得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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